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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AC展览 | 远·鉴——传统与未来的转换图式

  樊仲瑞(河南省洛阳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):当时苏占武就是在不正确的政绩观的影响下,认为狄治民这个人压茬,就是谁他都能管得住、都能欺负得了,事儿他都能摆平,认为用恶人可以让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
  [解说词]五年后,狄治民再进一步。当时村委换届,见到竞争对手得票领先,狄治民指使儿子现场滋事,殴打对手,踢翻票箱,选举被迫中断。时任镇党委书记张红武不但不追究狄治民团伙破坏选举的违法行为,反而在未重新选举的情况下,直接任命狄治民为村委会主任。

  张红武(河南省洛宁县兴华镇党委原书记):有一些村因为换届选举不稳定,当时我那时候也是考虑到保持稳定,本身就是一个坏细胞,结果没有及时地给它剔出去,造成最后形成毒瘤了。

  [解说词]不久,村党支部书记在狄治民团伙威胁逼迫下辞职,狄治民从此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一肩挑,一手握村干部权力,克扣、虚报冒领扶贫资金,侵吞群众利益;一手握黑恶势力,有组织地实施抢劫、寻衅滋事、敲诈勒索、强迫交易、强迫劳动等违法犯罪活动。偶尔有人反抗,就遭暴力殴打,兴华镇两任派出所负责人都对其团伙包庇纵容,村民申诉无门。

  郜元宝:平凹先生持续高产,从1970年代末至今,横跨四十多年。迄今为止的16部长篇几乎追踪了中国社会每一阶段的变化,非常敏锐地把握了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。其个人的创作历程贯穿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。

  主题逆主流:以聚焦乡村文明和中国历史 “无缝对接”当下中国现实

  从1993年开始,他与当代文学的主流由“合”转 “分”了,几乎以一己之力与当代文学主流对话。大家都以为创作的重心将转向城市以及生活在城市里的文化人,但他却似乎又出现了 “转向”。两个确定不移的主题出现在此后作品中,一是正在消失的乡村文化、乡村文明。另一个确定不移的主题是对历史的关注。他关注的是辛亥革命以来直到当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。

  简单地说,他的乡村叙事和历史叙事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关系,他笔下的历史戏剧主要在乡村(整个秦岭山区)上演,而他笔下的乡村都有清楚的历史记忆。这样的乡村/历史的叙事,看上去与当代文学的都市化进程分道扬镳了,实际上恰恰是以一种迂回包抄的方式,与当下中国现实 “无缝对接”。他以巨大的文学存在提醒我们,当下都市化进程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乡村历史支撑着,这样的历史,是城市化进程的 “前身”,也是城市化进程的 “灵魂”。都市读者看平凹先生笔下的农民,最终看到什么呢?我想就正如流行歌曲所唱的:“那就是我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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